虎大博(www.hudabo.com)是一家专业收集各种游戏平台优惠信息的导航网站,可以给您推荐最新的注册送白菜/首存优惠信息,同时还能保障您的资金安全。探究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,钱理群认为,这是他的责任,也是他的自救和自赎。
知识分子精神史
人物周刊:《岁月沧桑》是“知识分子精神史”三部曲的最后一部。新书的开头写的是1949年3月28日,“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,又喝了一些煤油,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。”你在《1948:天地玄黄》也写到了沈从文精神上的困境。他的精神困境从何而来?
钱理群:1948年是历史的转折点,旧的时代快要结束,新的时代快要到来。《1948:天地玄黄》里的许多人物,在《岁月沧桑》里都有延续。1948年之后,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留在大陆,没有到台湾去。原因很复杂,其中一个是对国民党失望,对共产党是有期待的。沈从文认为,“思”的时代过去了,进入了一个“信”的时代。沈从文考虑到自己的下一代,觉得没必要跟着一艘船一起沉没,就留在了大陆。留下来之后,他面临一个问题,如何适应这个新社会?恐怕这是那时候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想的问题。
人物周刊:如你的书中所写,作家废名“上书”,表达自己的建国政见,也是找契合点。
钱理群:在某种意义上说,废名比沈从文天真。建国是大家的共识,怎么建?像废名这样的知识分子,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这个社会,就“上书”了。他当时提出两个建议,一个是儒家建国,另一个是无为而治。
人物周刊:废名特别重视农民问题,希望国家不要过多干涉农民。像书里写到的梁漱溟,是希望通过乡村建设走改良的道路。
钱理群:梁漱溟为什么很有底气?因为梁漱溟是主张从乡村入手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共产党不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吗?所以他就觉得自己的治国道路跟共产党有相当一致之处。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,可以更好地实现乡村治国的理想。
梁漱溟在1949年前就开始思考农民问题了,但是在1949年后,他被打压下去,以后就没有更新的东西了。实际上在1949年以后,真的在思考农民问题的,有自己独立见解的,除了毛泽东之外,就是赵树理了。赵树理的特殊性在于他本身是共产党员,他相信社会主义,他思考的不是一般的农民问题,而是思考一个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问题,但他的思路和毛泽东是不一样的,建设社会主义农村,他是有另外一个思路。
人物周刊:你写邵燕祥的时候引用了屠格涅夫的《门槛》:“啊,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?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?……”这引发了你怎样的感慨?
钱理群:我所有的文章当中,投入最多的是写邵燕祥这篇。我跟赵树理、梁漱溟这些人是有距离的,没太大距离的是邵燕祥,因为我们的经历比较接近,我们当时都向往革命。许多人都是念着屠格涅夫的《门槛》,跨进了革命的“门槛”。这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很大。可是,后来我们从这个门走进去,从那个门走了出来。我详细地分析了其中的内在逻辑。
人物周刊:这种内在逻辑是什么呢?
钱理群:有两样东西贯穿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历史: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改造,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坚守。改造和坚守,是我这本书的两个主题词。我们这一代人怎么会相当自觉地接受这个改造?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外在的原因:你不改造不行;同时有内在原因。这批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,一个是爱国主义,另一个是理想主义。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让他容易接受改造。我在写邵燕祥的文章里有详细的分析。
人物周刊:书里写到了你的老师王瑶,剖析自己的老师是不是会很难?
钱理群:我过去开玩笑说,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有三部曲。第一阶段是学生向老师学习,像描红一样,把老师的好东西全部学到手。第二阶段就是要走出老师的引领,走自己的独立道路,如果总是在老师的阴影之下,是没有出息的,这时和老师会发生点儿冲突,甚至产生一些矛盾。真正的好老师并不忌惮学生超越自己。学生也需要跳出来认识老师。第三阶段,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与老师相遇。我跟王瑶先生基本上经历过这样三个阶段。我在这本书里写他,是希望在更高的层面上,进一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。我现在不会有顾虑,对我来说,我写自己的老师不是简单的批评和不批评的问题,而是体会他内心的痛苦,解释其中的复杂性。我对他内心的那种复杂性还是比较了解的,我有自己的体验在其中。
人物周刊:书中提到的王瑶的检讨书,是不是其他人很难看到?
钱理群:王瑶的检讨书是王瑶夫人整理出来的。我当初因为帮助编辑《王瑶文集》看到的。现在大多数研究资料陆续都出来了,我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私密的资料,基本上都是公开出版的。
人物周刊:即便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公开资料,不同的人见识也不一样。
钱理群:说实话,现在人太浮躁了,就是坐不下来。现在搞研究的人,资料很多,但对资料进行研究的很少。你可以注意我研究的东西,基本都是研究他们的全集,全集是很多很多的,一般人不会仔细看,很细微的部分,不用心体会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。而且看这些东西的时候,我会加入自己的体验。
人物周刊:我在读你的书时,那些研究文字背后,能感受到你的存在,有一种个人的东西在涌动。
钱理群:我的书有比较明确的写作对象。我是写给大陆的青年看的。对历史感兴趣,又不是完全熟悉历史的年轻人——这是我的目标读者。我的写作很强调和读者交流。我注重历史的细节,会有很多描述。这里面有感性的成分,主观情绪流露,这会让年轻人读起来比较顺利,而且还有一些感染力。我希望将年轻人引入历史中去,这是我所追求的。
我还有一类预设的阅读对象——我的同代人。因为我的书对历史有很强的反思。
人物周刊:自己的同代人里面,反思这些历史的人多吗?
钱理群:比例小,但还是有一批人在做这些事情。我写这些书,就是想把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搞清楚,我在这当中扮演过什么角色?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?我是为自己而写,心里清楚之后,去见上帝就安心了。我知道,在当下的社会,有机会有兴趣读我的书的人不会太多,我的书在另一个意义上是为未来写的,就像我们现在关注民国一样,未来也会有人关注2016年的中国。我想为更年轻的一代留下记录,告诉他们,在2016年前后,有一个知识分子是这么认识问题的。
知识分子的标准
人物周刊:你引用过鲁迅的一句话,说自己的历史使命是“肩负因袭的重担”,对于知识分子来说,“因袭的重担”是什么?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什么?
钱理群:我概括为三点:第一点就是不懈地追求真理;再一个就是独立思考;第三个是批判质疑精神。在我看来,这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。
人物周刊:具体怎么衡量和判断?
钱理群:这里面有真假知识分子的问题。比如说,一个人看上去有批判性,但如果只批判别人不反省自己,这样的知识分子十有八九是假的。衡量的一个标准就是看看你有没有自我反省。我们追求真理,但绝不能把自己当成真理的把握者和垄断者。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,必然有失误,不断反省,不断追求,这才是知识分子。
人物周刊:你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就提到知识分子的专制。
钱理群:我对这个问题非常警惕,我的写作有很强的反省性。
人物周刊:这种自我反省,是从鲁迅那里来的吗?
钱理群:对,很大程度上来自鲁迅。
人物周刊:可能很多人跟鲁迅学会了骂别人,而没学会剖析自己。
钱理群:鲁迅说得很清楚,“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,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。”鲁迅提出,娜拉走后怎么办?前面是鼓励大家走出家庭,但紧接着,走出来又会怎么样?他把命题复杂化了,所以,读鲁迅的著作并不轻松,逼你不断地思考。我的书也是在逼别人思考。
知识分子精神史
人物周刊:《岁月沧桑》是“知识分子精神史”三部曲的最后一部。新书的开头写的是1949年3月28日,“沈从文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,又喝了一些煤油,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。”你在《1948:天地玄黄》也写到了沈从文精神上的困境。他的精神困境从何而来?
钱理群:1948年是历史的转折点,旧的时代快要结束,新的时代快要到来。《1948:天地玄黄》里的许多人物,在《岁月沧桑》里都有延续。1948年之后,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留在大陆,没有到台湾去。原因很复杂,其中一个是对国民党失望,对共产党是有期待的。沈从文认为,“思”的时代过去了,进入了一个“信”的时代。沈从文考虑到自己的下一代,觉得没必要跟着一艘船一起沉没,就留在了大陆。留下来之后,他面临一个问题,如何适应这个新社会?恐怕这是那时候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想的问题。
人物周刊:如你的书中所写,作家废名“上书”,表达自己的建国政见,也是找契合点。
钱理群:在某种意义上说,废名比沈从文天真。建国是大家的共识,怎么建?像废名这样的知识分子,想用自己的观点来影响这个社会,就“上书”了。他当时提出两个建议,一个是儒家建国,另一个是无为而治。
人物周刊:废名特别重视农民问题,希望国家不要过多干涉农民。像书里写到的梁漱溟,是希望通过乡村建设走改良的道路。
钱理群:梁漱溟为什么很有底气?因为梁漱溟是主张从乡村入手来解决中国的问题。共产党不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吗?所以他就觉得自己的治国道路跟共产党有相当一致之处。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,可以更好地实现乡村治国的理想。
梁漱溟在1949年前就开始思考农民问题了,但是在1949年后,他被打压下去,以后就没有更新的东西了。实际上在1949年以后,真的在思考农民问题的,有自己独立见解的,除了毛泽东之外,就是赵树理了。赵树理的特殊性在于他本身是共产党员,他相信社会主义,他思考的不是一般的农民问题,而是思考一个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问题,但他的思路和毛泽东是不一样的,建设社会主义农村,他是有另外一个思路。
人物周刊:你写邵燕祥的时候引用了屠格涅夫的《门槛》:“啊,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?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?……”这引发了你怎样的感慨?
钱理群:我所有的文章当中,投入最多的是写邵燕祥这篇。我跟赵树理、梁漱溟这些人是有距离的,没太大距离的是邵燕祥,因为我们的经历比较接近,我们当时都向往革命。许多人都是念着屠格涅夫的《门槛》,跨进了革命的“门槛”。这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很大。可是,后来我们从这个门走进去,从那个门走了出来。我详细地分析了其中的内在逻辑。
人物周刊:这种内在逻辑是什么呢?
钱理群:有两样东西贯穿1949年后知识分子的历史: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改造,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坚守。改造和坚守,是我这本书的两个主题词。我们这一代人怎么会相当自觉地接受这个改造?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外在的原因:你不改造不行;同时有内在原因。这批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,一个是爱国主义,另一个是理想主义。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让他容易接受改造。我在写邵燕祥的文章里有详细的分析。
人物周刊:书里写到了你的老师王瑶,剖析自己的老师是不是会很难?
钱理群:我过去开玩笑说,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有三部曲。第一阶段是学生向老师学习,像描红一样,把老师的好东西全部学到手。第二阶段就是要走出老师的引领,走自己的独立道路,如果总是在老师的阴影之下,是没有出息的,这时和老师会发生点儿冲突,甚至产生一些矛盾。真正的好老师并不忌惮学生超越自己。学生也需要跳出来认识老师。第三阶段,是在更高的层面上与老师相遇。我跟王瑶先生基本上经历过这样三个阶段。我在这本书里写他,是希望在更高的层面上,进一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。我现在不会有顾虑,对我来说,我写自己的老师不是简单的批评和不批评的问题,而是体会他内心的痛苦,解释其中的复杂性。我对他内心的那种复杂性还是比较了解的,我有自己的体验在其中。
人物周刊:书中提到的王瑶的检讨书,是不是其他人很难看到?
钱理群:王瑶的检讨书是王瑶夫人整理出来的。我当初因为帮助编辑《王瑶文集》看到的。现在大多数研究资料陆续都出来了,我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私密的资料,基本上都是公开出版的。
人物周刊:即便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公开资料,不同的人见识也不一样。
钱理群:说实话,现在人太浮躁了,就是坐不下来。现在搞研究的人,资料很多,但对资料进行研究的很少。你可以注意我研究的东西,基本都是研究他们的全集,全集是很多很多的,一般人不会仔细看,很细微的部分,不用心体会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。而且看这些东西的时候,我会加入自己的体验。
人物周刊:我在读你的书时,那些研究文字背后,能感受到你的存在,有一种个人的东西在涌动。
钱理群:我的书有比较明确的写作对象。我是写给大陆的青年看的。对历史感兴趣,又不是完全熟悉历史的年轻人——这是我的目标读者。我的写作很强调和读者交流。我注重历史的细节,会有很多描述。这里面有感性的成分,主观情绪流露,这会让年轻人读起来比较顺利,而且还有一些感染力。我希望将年轻人引入历史中去,这是我所追求的。
我还有一类预设的阅读对象——我的同代人。因为我的书对历史有很强的反思。
人物周刊:自己的同代人里面,反思这些历史的人多吗?
钱理群:比例小,但还是有一批人在做这些事情。我写这些书,就是想把自己经历的这些事情搞清楚,我在这当中扮演过什么角色?能吸取什么经验教训?我是为自己而写,心里清楚之后,去见上帝就安心了。我知道,在当下的社会,有机会有兴趣读我的书的人不会太多,我的书在另一个意义上是为未来写的,就像我们现在关注民国一样,未来也会有人关注2016年的中国。我想为更年轻的一代留下记录,告诉他们,在2016年前后,有一个知识分子是这么认识问题的。
知识分子的标准
人物周刊:你引用过鲁迅的一句话,说自己的历史使命是“肩负因袭的重担”,对于知识分子来说,“因袭的重担”是什么?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什么?
钱理群:我概括为三点:第一点就是不懈地追求真理;再一个就是独立思考;第三个是批判质疑精神。在我看来,这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精神。
人物周刊:具体怎么衡量和判断?
钱理群:这里面有真假知识分子的问题。比如说,一个人看上去有批判性,但如果只批判别人不反省自己,这样的知识分子十有八九是假的。衡量的一个标准就是看看你有没有自我反省。我们追求真理,但绝不能把自己当成真理的把握者和垄断者。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,必然有失误,不断反省,不断追求,这才是知识分子。
人物周刊:你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就提到知识分子的专制。
钱理群:我对这个问题非常警惕,我的写作有很强的反省性。
人物周刊:这种自我反省,是从鲁迅那里来的吗?
钱理群:对,很大程度上来自鲁迅。
人物周刊:可能很多人跟鲁迅学会了骂别人,而没学会剖析自己。
钱理群:鲁迅说得很清楚,“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,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。”鲁迅提出,娜拉走后怎么办?前面是鼓励大家走出家庭,但紧接着,走出来又会怎么样?他把命题复杂化了,所以,读鲁迅的著作并不轻松,逼你不断地思考。我的书也是在逼别人思考。